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南大吉:寄答阳明先生书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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更多 发布于:2018-06-13 16:49
南大吉嘉靖五年作《寄答阳明先生书(丙戌)》,书云:

“昔孟子谓:七十子之服孔子,中心悦而诚服之也。夫苟其中心之悦也,必得其心之所同然者矣。心之所同然者,由圣人至于众人一也。众人去之,圣人存之,夫是以异。而彼七十子者,其初也亦众人之徒也,及闻孔子之教而各得其心之所同然,然后天之命于我者勉而全之,始不愧于为人之道,而得免夫禽兽之归,则孔子于诸子,有罔极之恩焉。是故其生也悦而诚,其死也哀而庐诸其墓焉。大吉兄弟资不敏,其幼而学也,窃尝有志于圣贤之道,乃为近世格物之说所困,终焉莫得其门。比及长也,乃遂驰骛于词翰之场,争奇而斗胜者,然且十数年矣。既乃以守越,获登尊师之门而领致知之教,始信人皆可以为尧舜,而七十子之所以服孔子者非伪也。天命我心,而我自放之,不仁孰大焉。亲生我身,而我自失之,不孝孰大焉。今而后,愚兄弟可以勉强惕厉,以求自存其心、自成其身,而不至不仁不孝之大者,皆尊师之赐也。故曰:孔子于诸子,有罔极之恩焉。方图日侍讲筵,以终大惠,而遽以不才见斥,又当携家西还,势不可滞留也。离山去斗,莫可聸依,中心彷徨,奚翅稚鸟失巢云哉!所念者远归渭北,博约之训,不能常领。且居寡良朋,而砥砺无赖,不至离矩判教,而子夏索居之过,恐或不能免。秦越山川,固为辽邈,而商旅往来,未尝绝岁。是故大吉请教之启,赖此猶可常达。而尊师赐教之言,亦幸毋因便而吝也。南望会稽,日远一日,怅仰之怀,又奚翅饥渴云哉!唯尊师其永念之。”


王学传入关中第一人:南大吉
权佩亮  临渭政协文史  3月14日


南大吉(1487—1541)字元善,号瑞泉,陕西渭南秦村(今临渭区官道乡南家村)人。明武宗正德五年(1510)以乡试第四中举,正德六年进士及第。
 

授户部主事,历员外郎、郎中、浙江绍兴府知府。在绍兴府任上,他深受王阳明心学的影响,弘扬圣道,政学合一,兴利除弊,良重一时。罢官归来,又在家乡渭南著述讲学,传播王学,成为将其传入关中之第一人。关学的学术走向亦在此后逐渐发生了变化。他的经历、故事曲折丰富,思想、精神博大精深,功绩、品德影响深远,对其进行梳理挖掘、传播弘扬,是传承民族文化,讲好临渭故事的有益尝

慧心朴质立鸿志
      南大吉天性聪颖,慧心朴质,自少受传统经典的熏陶,通读《礼》、《易》二经,析其义理,又熟悉小戴礼。弘治十五年(1502)入太学,“大夫教之读书,即数千言善诵,示之理即根极圣贤旨归,协之声韵即讴吟锵洋,合古人调。”儿时读书学习,就知道求圣贤之学。他尝赋诗言怀,诗曰:

谁谓予婴小?忽焉十五龄。
独念前贤训,尧舜皆可并。


      南大吉喜攻文法,至弱冠年龄,就以古文辞章闻名于世。二十四岁那年,他进士及第,从此走上了学而优则仕的道路。十余年间,他驰骋词翰之场,经常以文会友,争奇斗胜,日能数千言,与当时名流之士,相交甚欢。

      武功康海是弘治十五年状元,在当时与李梦阳、郑善夫、王九思等号称“十才子”。南大吉与他交流频繁,两人在文学、学术、人品上互相敬重。南大吉写诗称赞他“海内文章称独步”,康海认同南大吉“有文名世”。 史家评论说,南大吉“五言诗颇稳帖,无秦人忼厉之气”。清代李维祯认为,南大吉的词赋,可与康海、太史胡秦、安中丞齐名。

      正德七年(1512),南大吉被授以户部湖广司主事,步入官场。此后历任保定粮储、户部江西司主事、浙江司员外郎、福建司郎中、云南司郎中,以及浙江绍兴知府等职。


渭南秦村堡大明嘉靖四十五年岁次丙秋
      在户部十年任职期间,南大吉前后负责督查管理天津仓、下粮厅漕储、保定边储、京坊草场。他注重会计审查、实物清理,杜塞管理漏洞,使贪官污吏们丝毫没有机会侵占钱财。曾经被派到云中犒赏边防部队,受到将士们的交口称赞。他工作经验丰富,思路清晰,亢直敢言,奏章简洁,建议中肯。如建议督漕大臣每年赴京师会议的做法,一直延续实行多年。他反对用国库资金赏赐近臣,坚持将皇亲国戚的京营卫兵裁减一半。这些人利益受到影响,到处散布南大吉的流言蜚语,甚至放火烧掉他所负责管理的草料场,想让他受到牵连而得罪。好在户部尚书知人善任,公正廉明,南大吉的官位才得以保全。

知求心学拜阳明
      嘉靖二年(1523)春天,三十五岁的南大吉出任绍兴知府,三年后即被免官回乡。然而,其在江南的惊鸿一瞥,却造就了学术史上的风云际会。当年秋天,南大吉遇到其生命中极为重要的一个人——名震天下的王阳明。


王阳明
      王阳明(1472—1528)字伯安,明代浙江余姚人,曾筑室会稽山阳明洞并设帐讲习,因世号阳明先生。他是著名的思想家、政治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和教育家,儒家心学的代表人物。晚年官至南京兵部尚书、都察院左都御史。其德行、事功、学说,至今仍受到读书人的敬仰。

      《传习录》包涵了王阳明全部的哲学体系及其基本主张,不但影响中国几百年,而且享誉海外,在明治维新以来的日本、经济腾飞期的韩国,都被作为精神范本。“致良知”、“知行合一”等观点,是支撑日本走向现代的精神支柱。

      嘉靖元年春,五十岁的阳明先生为病故的父亲王华守丧,辞官归居绍兴,从事讲习。其时,他的学说影响与日俱增,方显学者本色与大师风采。

      王阳明是南大吉京城会试时的主考官,因此以座主与南大吉有门生之称。南大吉最初信奉程朱理学,见先生来到绍兴讲学,出于礼貌,前去拜访,但并未相信他的学说。

      后来王阳明门徒越聚越多,南大吉心中疑惑,便派弟弟南逢吉每天悄悄去听课,回来之后细细说给自己听。如是者累日,忽有一天,大吉恍然大悟,说道:“他说的是对的。”于是,大吉整理衣冠,前去拜访,有了下面的对话:

      大吉曰:“我做官多年犯过很多错误,先生为何对此不发一言?”
先生曰:“什么错误?”
大吉历数其事。
 先生曰:“我说了”
大吉曰:“说什么了?”
 先生曰:“我不说,你怎么能知道你所说的就是过错呢?”
大吉曰:“良知。”
先生曰:“良知不是我常言的么?”
大吉笑谢而去。

过了几日。大吉数次来过,谨慎地问:“与其犯过错再悔改,提前能预防不犯,不是更好?”
 先生曰:“别人说的,倒不如自己真正的去反省。”
于是,大吉笑谢而去。

      又过了几日。大吉数次来过,更加谨慎地问:“身体犯了错误可以努力改正,那心犯了错怎办?”
      先生曰:“旧的镜子没有开封,则可以藏污纳垢,但现在镜子已经很明亮了,一粒灰尘都难以落得住脚。这正是进入圣门之良机,勤勉努力吧!”


      王阳明主张世间事事物物皆有良知,且人人也皆可通过致良知这一功夫学而成圣。郡守南大吉与王阳明朝夕讲论,切磋学问,悔过自新,成为真正的王门弟子,深得“致良知”之教。他悟出:人心自有圣贤,不必外求于物。在每个人的内心深处都存在着良知,一个人如果想要达到圣贤的境界,不必去别处寻求,只要不断地进行自我反省,内心就没有丝毫丑恶可以藏身的地方。

      和王阳明的不期而遇,彻底改变了南大吉的思想和人生。他随即放弃了多年来喜欢吟诗作赋的习惯,转而孜孜以求于圣贤之道,开始反省程朱格物穷理支离之学,为弘大王学而不遗余力。

兴修书院振绝学
      南大吉亲历了王阳明晚年创立致良知之学、设坛讲学的全过程,犹如孔子之七十弟子服膺孔子一样,万分敬重王阳明先生。并在期间将整修书院作为政事之一,热忱宣扬、积极传承心学,对远近产生了示范效应。

      稽山书院原系北宋范仲淹知越州时所创立,后来南宋朱熹曾到这里讲学,故闻名遐迩。然而,此时书院年久失修,破败不堪。南大吉看到王阳明弟子日渐增多,寺观讲学之所不能容纳。他出任绍兴府知府办的第一件大事,就是命令山阴县令吴瀛重建了稽山书院,增设明德堂、尊经阁及瑞泉精舍,专门作为王阳明的讲学之所。

      应南大吉的邀请,王阳明写下了著名的《稽山书院尊经阁记》,被列为书院的必读课文。南大吉是学者施政,决心以教化为本,以圣贤之道来引导读书人,从而影响社会与民众,他意味深长地说:“六经经义一旦解释纯正,老百姓就会振作向善,如此一来就不会有邪恶之人了。”

      南大吉延请王阳明先生及其门人到稽山书院讲学,并请他担任会试举主,让绍兴府八个县的学官和优秀知识分子都来听讲,并安排日常食宿笔墨经费,自己以门生身为表率,亲自参与讲习,并督查学政。

      除过稽山书院外,南大吉还丈量修缮了卧龙山东麓的龙首书院、修建拓新了省城南的万松书院。

      王阳明以救天下人心为己任,宣传良知学说,鞠躬尽瘁、死而后已。他讲学深入浅出、通俗易懂,不分时间、地点,深得听众青睐。听众之多、无与伦比。钱德洪的《刻文录叙说》:“环先生之室而居,如天妃、光相、能仁诸僧舍,每一室常合食者数十人。夜无卧听,更番就席,歌声彻昏旦。南镇、禹穴、阳明洞诸山远近古刹,徙足所到,无非同志游寓之地。先生每临席,诸生前后左右环坐而听,常不下数百人;送往迎来,月无虚日,至有在侍更岁,不能追记其姓字者。诸生每听讲,出门未尝不踊跃称快,以昧入者以明出,以疑入者以悟出,以忧愤郁积入者以融释脱落出。”

      各地学者纷至沓来绍兴,产生了“四方云集,庖廪相继”的求学盛况。当时,诸如萧璙、杨汝荣、杨绍芳等来自湖广,杨仕鸣、薛铠、黄梦星等来自广东,王良、孟源、周衡等来自直隶,何泰、黄弘纲等来自南赣,刘邦采、刘文敏等来自安福,魏良政、魏良器等来自新建,曾忭等来自泰和。事实上,绍兴已经成为当时全国的学术中心。

      盛大的讲学中,王阳明先生提出了著名的四句教:“无善无恶心之体,有善有恶意之动,知善知恶是良知,为善去恶是格物。”这是他在晚年进行的一次思想变革,最终完善了“致良知”的心学体系,对后世的影响极大。王阳明的讲学,对当时的人们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。

      在南大吉的努力下,王阳明振绝学于一时,为以后形成王学流派奠定了基础。绍兴的科举也由此更为昌盛。

冒险弘扬圣学书
      出任绍兴知府的第二年,南大吉又做了一件让世人震惊的事情。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,程朱理学是官方正统思想,而王阳明心学则被斥为“伪学”。朝廷大力推崇程朱之学,而极力贬抑王学,南大吉却逆流而上,冒着生命危险,校续《传习录》,并分上下两册重新刊刻。

      王阳明的弟子徐爱正德七年(1512)开始,陆续记录下先生十多年来论学的谈话,取名《传习录》。六年后,另外一个弟子薛侃在徐爱所录残稿的基础上,补充进陆澄与自己新录的部分内容,仍以《传习录》为名刊印。

      南大吉读完薛侃编纂的《传习录》,爱不释手,对其文尝“朝观而夕玩,口诵而心求”,并对其良知之说“自信之笃”。认为《传习录》所阐发的“道”,“置之而塞乎天地,溥之而横乎四海,施诸后世而无朝夕,人心之所同然者也。”

      南大吉对王阳明的《传习录》推尊有加,却又憾其收录未全,于是在嘉靖三年(1524)十月,和胞弟南逢吉一起,搜集整理了王阳明致周道通、陆元静、聂文蔚等人的论学书信笔记若干篇,刊刻成书,将《传习录》由原来的三卷扩编为五卷,并亲为作序,风示天下。在《传习录》中也记下了师生二人间的多次问答。

      南大吉曾在所刻《传习录》序言中,对王阳明心学教化世人、治国安民的功用充满了期待,他乐观地估计:“是故大道之明于天下,而天下之所以平者,将亦可俟也已。”他通过刊印此书,传播王学的主旨,由此可见一斑。

      当时阳明著作已不许“私自传刻,以误正学”,南大吉为了“以身明道”,冒险刻书,尽一己之力,试图把王阳明的思想记录、保留下来。阳明弟子钱德洪回忆说,“斯录之刻,人见其有助于同志甚大,而不知其处时之甚艰也。”

      嘉靖三十三年(1554),钱德洪将陈九川等人所录的王阳明遗言录加以删减,加上他和王畿所录内容,编成《传习续录》刊行。两年后,又增收黄直所录。隆庆六年(1572),谢廷杰在浙江刊行《王文成公全书》,以薛侃所编的《传习录》为上卷,以钱德洪增删南大吉所编书信部分的八篇为中卷,以《传习续录》为下卷,附录王阳明所编《朱子晚年定论》,形成现今流行的王文成公全书本《传习录》。

      无论是整修书院供王阳明讲学,还是顶住压力续刻《传习录》,南大吉对阳明学在当时的传播及后世的传承,都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。

心学治政安黎民
      王阳明倡导“政学合一”的宗旨,提出:“修己正人,本无二道。政事虽剧,亦皆学问之地。”他要以心学的普及,“使天下人皆知自致其良知,以相安相养,去其自私自利之蔽,一洗馋妒胜忿之习,以跻于大同”。作为王阳明的门生,南大吉不仅为王学的光大颇有功绩,本人也深悟王阳明致良知之旨、治学之政,并以自己的实际行动,饬躬励行、忠实实践了王阳明“心学治政”的主张。

      一次南大吉路过阳明住所时,进去问政,王阳明直接告诉他:“政在亲民。”接着谈到“亲民”与“明德”、“至善”的关系,这次谈话对南大吉启发很大,他豁然明白了王学简易之理,理解了“天地万物为一体”之旨,于是在他的莅政之堂挂了一个匾,上写“亲民堂”。并说:“吾以亲民为职者也,吾务亲吾之民,以求明吾之明德也夫!”

      卧龙山东侧有一座小小的火珠山,卧龙山与火珠山恰如“卧龙戏珠”之态,火珠桥架在府河上就成为纽带。南大吉关切世风民情,以为上有“火”下有“水”是不吉利的。古训“民犹水也”,岂能“水火不容”?他想起了孟子的话:“诸侯之宝三:土地、人民、政事。”扪心自问:“吾以民为宝,岂不善哉?”下令将“火”改为“宝”,从此“宝珠桥”的名称沿用至今。

      “善治越者以浚河为急”,这是南大吉的名言。他继承绍兴府前任的良好传统,遵循先贤前仆后继的足迹,始终将治水安民列为重政大业。


大禹陵1
      明洪武年间,大禹陵被钦定为全国应该祭祀的三十六王陵之一。嘉靖二年(1523),礼部员外郎郑善夫来到绍兴,与南大吉同议禹祀之事。二人一起深入会稽山麓,考定禹陵墓地方位。郑善夫是一位研究先代帝王和大禹的专家。当他最后确定大禹墓地在禹庙南数十步许,南大吉就深信不疑。嘉靖三年,他花费巨资,重修禹庙,兴建碑亭,重新营建大禹陵园。陵园建成后,亲笔在石碑上书写了敦厚隽永、雄浑端严的“大禹陵” 三字。碑身高4米,阔1.9米,三字每字的字径为1.23米。碑石至今仍矗立在大禹陵园之中。南大吉以绍兴知府的名义,主持举行了隆重的祭禹典礼,追念大禹治水的功德。


大禹陵2
      绍兴是个水城,自古以舟楫为主要交通工具。南大吉在任期间,绍兴府人口超过一百万,人口的增加,带来了城市的拥挤和城河管理与排污的困难。绍兴城当时的府河跨山、会两县界,纵横贯穿于城中,皆通舟楫,成为绍兴府至关重要的“命脉”。然而,那些临河而居的人家却自谋私利,不断侵占河道,搭建庐舍,致使府河渐趋壅窄,来往船艘经常堵塞,老百姓纷纷怨声载道。过往商旅船为了通行,不时发生争斗至死的恶性事件。

      南大吉明察暗访,很快发现侵占城河河面者多为一些权势大户,民众不敢言,官府不敢过问。担任绍兴知府一年多的南大吉,决定向这一棘手问题开刀。他先出安民告示,要对城河进行疏通和深挖,拆除城河两旁庐舍六尺许,以拓宽河道。一时间,老百姓拍手称好,但一些习惯于横行霸道、侵占河道的富家豪门不理不睬,依然故我。他们甚至煽风点火,对南大吉进行恶毒诽谤,还向朝廷诬告其害民罪责。民间诗云:“南守瞿瞿,实破我庐;瞿瞿南守,使我奔走。”

      在这种情况下,南大吉信念坚定,不畏险阻,顶着种种诽谤,“持之弥坚,行之弥决”。他坚信“民亦非无是非之心”,并决心从讲学入手,“启之以身心之学”。经过他的努力,不仅“民之谤者亦渐消沮”,且“各邑之士亦渐以动,日有所觉而月有所悟”,越地风气乃为之剧变,南大吉因此而受到当地士人的广泛认可。

      南大吉筑陂塘以备旱涝,通沟壑而除险厄,疏浚了绍兴的府河、运河和若耶溪,打通了绍兴府城内外的水系,使环城河规模进一步扩大,排涝、航运能力增强。城河面貌焕然一新,舟楫通行,行旅者络绎不绝,沿溪之田又重新耕种,有了收成。当年秋天遇到大旱,绍兴府收获纳税如同往年;第二年发生洪灾,民居安然无恙。老百姓尊称南大吉为“南侯”,交口相传云:“旱之熇也,微(没有)南侯兮,吾其燋矣。霪之弥月也,微南侯兮,吾其鱼鳖矣。我输我获矣,我游我息矣,长渠之活矣,维(依赖)南侯之流泽矣。”

      南大吉的恩师王阳明先生闻悉此事,慨然挥笔写就《浚河记》,记述了南大吉浚河治越的功绩,最后点明主旨:“未闻以佚(安乐)道使民,而或有怨之者也。”明确昭示了天道、公理与人心。此碑记刻成后,被老百姓竖立在府河边,成为一道亮丽的风景。

得丧荣辱是平常
      绍兴自古称为难治之郡,多官宦狡黠之豪民,民风彪悍奢逸,纲纪废弛,法治混乱,府治弊政丛生。正值壮年的南大吉任知府之后,踌躇满志,劳身公务,夙夜不辍,以期干出一番政绩。不过他的副职勒塘在任时间很长,对南大吉的到来颇不以为然,南大吉向他了解情况,他欺上瞒下。

      南大吉深入越地了解情况,细察实情,隐忍不发。三个月后的一天,他突然升堂主事,召集大小官员抱案聚集。开门见山地说:“你们中有人在蒙蔽我,有些事明明是对的,你们却说不对,有些事明明是错的,你们却说是对的……”随即,他命令官员拿出案子,亲自审判数十事,但见“剖析明快,悉中情理,人人折服”,站在一旁的勒塘“骇汗咋舌,不敢出一气”。

      据《越中杂识》记载:(南大吉)“锄奸兴利,政尚严猛,善任人事,不避嫌怨。每临重囚,必朱衣象简,秉烛焚香,洞开重门,令众见之,人咸以为神人不可犯。属吏有被诬者,必为洗雪;郡有大盗,素为郡要所庇,悉置之法。有学士侵吞王右军、谢太傅故地,悉剖归其主;郡河、运河为势家侵占者,治其罪而复之。”

      南大吉在任三年,政绩是老百姓有目共睹的。他整治吏署,励精图治,公开办事程序,先后罢除一切不便于民的旧政。劝农耕作,不误农时;均平赋役、公平税赋;重学立德、兴办书院;断案听讼,秉公求是。毛氏为欧人抵命,田妻得诬陷之罪,虽是御史家里人也绝不宽恕。衢州太守、上虞令被诬陷罢官,南大吉不避嫌疑,为他们洗雪了冤屈。至渠魁首棍棒打死数人,虽有高官出面请求免除其死罪,他也一概不听。他还重修大禹陵庙、南镇山神庙、城堞、府衙等。同时扩建了曹娥庙,表彰全境节烈女性,拿她们来配祀。南大吉移风易俗,修礼明义,还制定了婚丧二礼刊行,教化民众。“当时是治教修明,奸盗屏息,旦书讴歌,夜户不闭,则绍兴固一太平郡也。”

      老百姓称他为 “严父”、“慈母”,“真吾师也”。 人们在他进京“入觐”之时,担心他会被调任而去,用种种方法,甚至通过王阳明的劝说,试图让他留在绍兴。

      当朝阁臣厌恶王阳明的心学,唯恐其成为异端邪说而泛滥,希望通过打击他的弟子南大吉,削弱王阳明的影响力。加之南大吉性情豪旷,心雄气昂,不拘小节,敢于触动豪强利益,得罪地方权贵,故遭之报复,“腾谤遍及京师”。嘉靖五年(1526)“入觐”之时,阁臣指示吏部尚书与都御史,在南大吉的大计考核评价中,填注了恶评的考语。由此南大吉突然被贬黜,“大计落职去”,被借故勒令从绍兴知府任上罢官回乡。在他卸任告别之际,绍兴百姓垂泪揖别,涕泣相送,仿佛失去了严父慈母一般。

      返回北方故乡的途中,南大吉写下一封书信寄给王阳明,在信的末尾,他感叹道“南望会稽,日远一日,怅仰之怀,又奚翅饥渴云哉!唯尊师其永念之”,表达了远离恩师的怅然与思念。在受奸佞所污垢而不被重用后,也可以看出南大吉为人淡泊、慎独处事的态度。“故夫慎独格物致吾之良知, 以求至乎圣人之道者, 则非一时之荣辱进退、聚散远迩所能加损者也。”

      信中只是询问学术上的问题,只字不提罢官一事,使阳明先生甚感安慰。《答南元善》就是阳明先生接到信后的回复,他在信中指出,面对人生挫折,往往有三种不同的人、不同的态度:一种是通脱之士,能“捐富贵,轻利害,弃爵禄,决然长往而不顾者”;第二种为避世之徒,或“好于外道诡异之说”,或“投情于诗酒山水技艺之乐”,或“发于意气”,“溺于嗜好”者;第三种就是“有道之士”,不“慕富贵”,不“忧贫贱”,皆能超然其外。

      南大吉把荣辱得失置之度外的态度,王阳明十分赞赏。“勤勤恳恳,惟以得闻道为喜,急问学为事,恐卒不得为圣人为忧,亹亹千数百言,略无一字及于得丧荣辱之间”,肯定了南大吉的为人和学问,称之为“关中豪杰”,盛赞南大吉持守人生大道,鼓励他做“有道之士”,心中良知昭然,达到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的境界。称其为“朝闻夕死之志者”。 并把他的来信在众弟子中传阅,以示褒扬。

      王阳明认为这是老天有意安排南大吉返回关中,通过宣讲心学来振兴关学。他在回信中深情而又豪迈地说:“元善自爱!元善自爱!关中自古多豪杰……然自横渠之后,此学不讲,或亦与四方无异矣。自此关中之士有所振发兴起,进其文艺于道德之归,变其气节为圣贤之学,将必自吾元善昆季始也。”

开馆授徒传圣道
      南大吉没有辜负王阳明的期许和厚望,回乡后“益以道自任,寻温旧学不辍”,“日夕勉励以求无负我尊师之教”,潜心从事学问和教学,先后在所居之地田市里的秦村、启善寺宣讲心学。嘉靖八年(1527)夏四月,他散尽家财,建成了湭西书院。湭西书院也称湭西草堂,在今渭南城湭河西岸的六姑泉。此地柏翠松青,流水淙淙,环境优美。其弟南逢吉记述当时情形说,“诸生来,学者益众”。此后十余年,南大吉一直坚守书院,重刻 《传习录》,讲良知之学,传圣贤之道,培养优秀弟子,直到去世。

      南大吉在渭南县的讲学活动,给信守程朱之学的关中地区带来了一种新鲜的空气。从此关学开始迅速向阳明心学转向,从原来的保守逐渐趋向于开放和成熟。讲学活动一直持续到嘉靖二十年,这一年,南大吉去世。他的三个儿子也颇有声名,能得良知之旨,才华竞爽,鼎峙诸生间,时人目为三凤。然而在嘉靖三十四年华州大地震中,长子辕、三子 不幸罹难,次子軨不久也病亡,均未能光大其学。良知学通过其弟南逢吉、其侄南轩及其孙辈得到了继承和发展。

      南逢吉也曾在阳明门下受教,在嘉靖十七年中进士之前,一直与其兄在家乡讲学,后来从山西按察司副使任上致仕后,又在渭南建姜泉书院,收训其子侄门人,接引后学,培养出了许多优秀的子弟。出其门者大多数位至方岳、文行名世,与人和而有容,当官任事则毅然有执。在南氏兄弟的门人中,较为著名者有薛腾蛟(字时化,号南冈山人)、王麟(字季灵,称石鼓先生)、裴贞(字一卿,号灵阴)等人。

复兴关学致良知
      关学是儒学的重要学派,由理学大师张载创立,宋元明清时期一直在关中地区传衍,其倡导正学,以礼为教,注重实际,不尚空谈,对整个理学和中国传统文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。

      明代关中地区人才鼎盛,学术活跃。冯从吾在关学史《关学编》中记载,仅渭南籍关学代表人物就有三十一人。南大吉是关中地区学术活动的积极参与者,当时著名的关中学者有康海、吕柟、马理、韩邦奇、韩邦靖、杨爵等。它们分布在三原、高陵、渭南、朝邑、富平等地,涵盖文学、理学、经学等诸多领域。其中尤以高陵吕柟、三原马理、武功康海的影响最大。康海是明代中期著名的文学“前七子”之一,而吕柟、马理则以理学著称。

      南大吉的父辈就与三原马氏结交,与马理的关系最为密切。马理父亲的墓志铭为南大吉所撰,以后两家又有亲戚关系,感情深厚,来往频繁。南大吉任户部主事时,值父亲去世,吕柟曾为其作墓志铭,康海撰墓碑。南大吉去世后,墓碑也由马理撰写。

      南大吉回乡讲学,在渭南传播王阳明的心学,此乃关中有王学之始。黄宗羲在《明儒学案》中将南大吉列入“北方王门”,视其为阳明之学传播到北方的关键人物。冯从吾说:“文成公门人虽盛,而世传其学者,东南则称安成邹氏,西北则称渭上南氏。”将南大吉与邹守益并列为阳明之学的重要传人。可见南大吉在王学学派中的重要地位。      

      南大吉的心学思想主要有“以致良知为宗旨”,“以慎独改过为致知工夫”和“相忘于道化”的境界追求这三点。讲求自我修养和端正品行,尤其看重道德人伦的重要作用。

      南大吉认为,世间万物的定理、定体即是心之良知,求心之良知,自然会有定理、定体,自然可以顺之应对万事万物。就如规矩与方圆一样,有了规矩方圆自成。他在写给马汝骥(西玄)的信中说道:“是故纷至遝来,困心衡虑,反诸吾身,徵诸吾民,夫然后始见夫是心之良知本一也。以其运于天而言谓之命,以其赋于人而言谓之性,以其率而行之谓之道,以其修而诚之谓之教,以其推而及之于四海谓之治,以其成而重之于万世谓之功。皆是心也,天下之所同也,学所以明此也,仕所以行此也。故吾心于事苟无欺弊,行之而自觉其是;于物苟无私累,处之而自得其安;则必自以为快矣。吾心既快,求之天下而同然,人心亦未有不快之者。是毁于不能摇,祸福不能怵,无入而不自得也。”他进一步阐发了“致良知”的思想,认为圣贤之学、圣贤之道在于涵养心体,保持本心之明。因此,求心之良知才是根本。

      人要发现这一内心良知,达到这一良知,南大吉提出需要慎独。他在答复朋友的信中讲到:“依是良知,尊尊卑卑、厚厚薄薄、有有无无,不以一毫私意参乎其间,即所谓慎独也,即所谓致良知也。”良知能够知是知非,知当知不当,对待是非、尊卑、厚薄都不掺杂任何一丝的杂念,就是所谓的慎独,而能够做到慎独,便是致良知的法门。

      在南大吉看来,天地之间,有大道存焉。人与物虽皆由道而生,而惟人得其秀。喜怒哀乐之未发谓之中,发而皆中节谓之和。性以中为最佳,情以和为最佳。性、情都以“中和”为最佳境界,所以“相忘于道化”。 “天理”与“人欲”的关系问题是宋明理学家争论的一个中心话题。南大吉在任官绍兴期间,受到民众、士人的诽谤,无人相告,只能与知己者道来。他高度赞扬古之君子不为“毁誉得丧”所左右,即不因名誉而沾沾自喜,不因毁损而轻易发怒,不因获得而快活,不因丧失而忧愁。然而己之心勉强不悔,总是受到外界事物的纷扰,不平之气窃发,又因禀气薄而质不美,“所幸者吾心之良知自明”,而后能觉,觉然后反省并加以克治,则“心中自然明快”。

      他将关学与王阳明心学思想融汇贯通,给当时以程朱学为主的关中理学增添了新的思想因素,为关中思想文化的发展走向奠定了基础。关中理学在此之后也开始复兴,渐成气候。

      有清一代,关中理学学者、著述众多,著名的有“关中三李”,即李二曲、李柏、李因笃,他们都重视经世致用的学问,质朴严谨、务实必行,兴办书院,广收士子,讲学授徒,出版书籍,弘扬关学。

千百年来谁著史
      明朝建国之始,朝廷三令五申督促编呈方志。明代中后期,关中方志编写蔚然成风,呈现出繁荣态势。

      明清以来,临渭区历史上共编撰县志十部,其中前三部都是由南家主编。第一部《渭南志》,正是由南大吉负责编撰的。

      这部县志,最初是由南大吉的父亲南金(号渭阳父)编写。南金费了三年时间,未成而卒。临死时把未竟之业托给长子南大吉。当时南大吉任绍兴知府,无暇顾及。嘉靖二十年,南大吉已罢官回乡,正在湭西书院讲学。渭南知县辛万钧请他撰《渭南志》。他在父亲遗稿的基础上,与弟子姜泗、贺府、姜沂、刘凤池、薛腾蛟、何永等,“旁搜博考,包罗兼括”、“分类校勘”,历时三月,于当年秋天纂成。这部志书,上溯秦汉以往,下至嘉靖十八年。有图二卷(诸图上、下)、表四卷(易置、官师、户口、选举、恩例)、考五卷(封域、建置、风土、祠祀上、下)、传七卷(官职、迁寓、人物、列女、杂记、叙传),共十八卷、二十一篇。

      南大吉对待史实严谨客观,不浮夸,不隐匿,能够秉着还原真实历史的态度原则。他在《渭南志》“风土考”中提出了“天下大本”的思想,“风俗者,天下之大本。政教者,治世之先务。天下之治乱,系乎风俗者”。 因此,为了国家兴盛,就需要在风俗的评价与改善方面有所作为。

      该志手抄本现存上海图书馆,刻本存台北博物院。其学生、巡抚河南佥都御史李宗枢为之作序。称之为“实录”,誉南“有良史之才”。南大吉著作还有《绍兴志》、《少陵纯音》、《瑞泉集》等。

      南大吉死后,其弟南逢吉立志要续写《渭南志》,但因年老,力不从心,于是嘱托儿子、山东布政司左参议南轩完成心愿。南轩也因政务繁忙,无暇动手,直到二十多年后致仕回乡,知县张士隆请他时才着手续编。后来由于灾荒搁置,在知县崔邦亮的邀请下,直到万历十八年(1590),南轩编成《续渭南县志》。山西按察司副使薛腾蛟、南京吏部尚书孙玮,以及崔邦亮和南轩本人都写有序言。据现存各序得知,分十二卷,包括封域、建置、祠祀、食货、官师、人物、选举表。其中把“食贷”专门立卷,记叙田赋等。崔邦亮赞其“简而尽,质而有文”。 这部续志,经多方查考,迄今未见。

      南轩完成《续渭南县志》后,曾向三子南师仲说:三十年以后,时代景象不同,需再续修《渭南志》。彼时知县物色执笔人,会选你的。南师仲答应续修。万历廿三年(1595)南师仲中进士,官至南京礼部尚书,后来遭诬告罢官回乡。万历四十六年,知县杨新期请其续修《渭南志》。南师仲虽然答应,但因病搁置。新知县徐吉到任,于天启元年(1621)二月到八月,以南师仲为主笔,“遍历岩谷,咨访父老,质勘同异”,完成《增订渭南县志》。南师仲参照前两志,取长补短,写成当时较为完备的新体志书。徐吉、南师仲、南京户部尚书南企仲、光禄少卿史记事有序。这部志设封域志、建置志、祠祀志、食货志、官师志、人物志、节义志、选举志、迁寓志、纪事志、艺文志,共十六卷。现仅北京图书馆有藏本。

关中望族第一家
      明清时期,渭南县经济发达,文教兴盛,人才辈出。世家大族,蔚为壮观。最为显赫的,莫过于渭北的南氏家族。

      南家世为书香望族,名闻遐迩。数百年星汉灿烂,自天顺庚辰南钊始,至天启壬戌南居仁终,共计十位进士,跨越了一百六十二年,绵延七世,其中为翰林庶吉士者三人,进尚书之阶者三人。

      其家弛声誉者,自南大吉始。家族中涌现的十三位文人学士为:南钊、南金、南大吉、南逢吉、南轩、南学仲、南宪仲、南师仲、南企仲、南居益、南居业、南居仁、南廷铉。他们为官声清洁,政绩赫然,大多有作品传世。南氏也被誉为“关中铨曹词林世家”、“关中文献世家”。

      第一世,南钊为明朝河南右参政,著有《休亭稿》。墓碑为三原王承裕撰。

      第二世,南钊的儿子南汉为苏州通判;南钊的从子南金被赠封奉政大夫。墓碑为状元高陵吕楠撰,墓志由三原马理撰。

      第三世,南金的长子南大吉为绍兴知府,著作有《渭南志》《绍兴志》《少陵纯音》《瑞泉集》等,墓志由绥德马汝翼撰,墓碑为三原马理撰;南金的次子南逢吉,任山西按察副使,在渭南建姜泉书院。著有《姜泉集》《越中记传》《订注会集三赋》等。墓志由太子太保兼文渊阁大学士同州马自强撰。

      第四世,南逢吉的儿子南轩为吏部郎中,编撰有《续渭南县志》《通鉴纲目前编》《关中文献志》《渭上稿》《南氏谱》等。墓志由户部尚书兼大学士四明沈一贯撰,合葬志由礼部尚书兼大学士昆山沈鲤撰,碑文由吏部尚书兼大学士新建张位撰,墓表由吏部左侍郎瀛海刘元振撰。

      第五世,南大吉的孙子南企仲为南京吏部尚书,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渭南时,责令捐献巨饷,因拒绝被杀,著有《痴醒子》;南轩的长子南学仲任怀庆县通判,墓志由参政朝邑王学谟撰,墓碑由华州王庭撰撰。南轩的次子南宪仲授枣强知县,著有《广川集》《亲民近规》,墓志为参议耀州左熙撰,墓碑由御史朝邑雷士祯撰。南轩的第三子南师仲为明朝南京礼部尚书,编有《王允宁文集》《南宪仲集》《刘东陵集》、《玄麓堂集》、《玄象山馆诗草》《增订关中文献志》等。

      第六世,南企仲的儿子南居业任礼部主事,李自成起义军攻破渭南时,强迫他投降,遭到炮烙酷刑,绝食而死,著诗文数十卷;南居业的弟弟南居仁任礼部侍郎,著有《遹修堂集》;南宪仲子的儿子南居益为工部尚书,为福建巡抚时,曾在台湾抗击荷兰殖民者,平息海患。李自成攻克渭南,迫降不从,绝食而死。著有《晋政略》、《年谱》、《致爽堂诗》、《青箱堂集》等。

      第七世,南师仲的孙子南廷铉,为清代礼部主客清吏司郎中。著有《寿乐园集》《金台玉垒》《岷江集》等。墓志为孝廉刘懿宗撰。

      南氏家族墓群,在秦村西南(今南家村),计安葬明代南氏宗族九位文人学士,他们分别是:南钊、南汉、南金、南大吉、南逢吉、南轩、南学仲、南宪仲、南居益。此外,南师仲墓在仓渡镇东北;南企仲墓在崇宁镇南;南居业、南居仁墓在渭南城南小原村东;南廷铉墓在旧下吉县城内。

      明代渭南县立有牌坊,名曰“七朝甲第坊”、“大冢宰坊”、“大宗伯坊”、“大司成坊”、“翰苑坊”等,南氏之盛可见一斑。清代《渭南县志》序中记载:渭邑自两汉以来,名贤接武,香山(白居易)、莱公(寇淮),其尤著者;前明科第亦胜,而南氏为最,儒林忠孝萃于一门,不独轩冕为邑中冠也。

      士大夫亦有论曰,若李因笃语:“关中望族首推渭南南氏,盖上溯太守观察昆仲以来,科第蝉联,勲名彪炳。光家乘,冠国书,震耀吾秦,为近代所未有。”王士桢语:“渭南南氏,自大吉、逢吉而下,衣冠之盛,与灵宝之许、余姚之孙相鼎足。若吏部尚书企仲、礼部尚书师仲、国子祭酒居仁、工部尚书居益,其尤著者。”王弘撰语:“吾乡学士大夫,类无不谈渭上南氏之学者,余闻南氏之学始自文成,盖昔文成以理学冠一代功业,焕然成斑,如南氏之先,实游其门,以世著勋名凡五传矣。”

      南氏家族成员交游广泛,在关中姻亲、门生遍布,南氏成员始终活跃在明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舞台上,几代人积累了众多的海内故交,使南氏家族在有明一代始终保持著家族的兴盛。南氏亦对关中政治、文化的弘扬和发展起到了巨大的作用。因而,明代渭上南氏的研究是一个重要的课题,包含文化、科举、政治、社会等多个方面,值得深入发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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